独家视角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企图通过“贸易战”“极限施压”关税壁垒和单边制裁以此实现“速胜速决”，注定会造成通胀飙升、产业链紊乱而反噬恶果。中美都是当今世界上伟大的国家，两国拥有杰出的战略家、科学家、思想家、企业家，是人类创新智造文明发展的两大引擎，完全应该也有能力通过交流合作解决伴随日益扩大的贸易不断出现的问题。两国的贸易状况深度影响世界经济运行，双方应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通过平等对话解决分歧和争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面对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价值链的历史进程，我们要坚守WTO多边框架下的贸易规则，立足全产业链优势，在生物科学、量子技术、数字经济等新赛道构建优势，以“持久经略”的战略定力推动制度型开放，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同时，为重构包容、普惠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展示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际生产力发展引发的市场资源再分配

　　这波由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的深层逻辑并非简单的贸易逆差之争，而是全球生产力格局剧变引发的市场资源再分配。21世纪以来，以人工智能、新能源、5G通信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革命重塑了全球经济版图。中国通过有效实施一系列产业升级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低端代工到高端制造的跨越。2024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5%，覆盖联合国工业分类全部41个大类，成为全球唯一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生产力的跃迁必然冲击以美国为主导的“中心—边缘”旧秩序，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例如，中国在机器人、高铁、光伏等领域已占据全球70%以上的份额，光伏组件产能更是高达全球的80%，直接挑战了美国在高附加值产业中的主导地位。

　　如果有国家试图通过关税战打压其他国家以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其政策效果往往适得其反。美方少数政客打出的这组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税政策“组合拳”，引起欧盟及加拿大等传统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弹，其对华打压更是多处落空。比如，芯片出口管制反而加速了我国微电子产业自主化进程——中芯国际14纳米芯片量产使进口依赖度下降20%，华为5G基站已采用国产7纳米芯片。这种技术突围的背后是中国研发投入占GDP达2.6%的战略定力以及覆盖41个工业大类的全产业链优势。德国《商报》指出，中国制造业“成本可控、供应稳定”的特性使得任何制裁都如同“打在棉花上”。市场资源向东亚转移的趋势已不可逆转，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占比升至16.4%，而美对华出口中初级产品占比从2018年的37%增至2023年的52%，凸显其产业竞争力的结构性衰退。

　　生产力代际更替的客观进程不可阻挡。正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取代荷兰、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的历史所示，新生产力范式必然重塑全球经济权力结构。中国通过“系统化创新”重构全球产业链话语权，如特斯拉上海工厂每小时下线76台整车、大疆农业无人机占据全球70%市场份额等案例都标志着“中国制造”正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主导转型。

　　美方有识之士也在努力解决金融霸权与实体经济衰退引发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虽仍是世界金融霸主，但其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2025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达6.95%，而制造业占比仅为12%，远低于中国的35%。这种“金融繁荣”与“产业萎缩”的悖论使得美国经济陷入结构性困境：美联储为抑制通胀维持高利率政策，导致企业融资成本飙升，2025年私企裁员达17.2万人，消费者信贷拒绝率创十年新高。桥水基金曾经警告，美国正面临“比衰退更糟”的停滞性通胀，经济“血栓”已从国债市场蔓延至实体经济。

　　肆意妄为的关税政策暴露了美少数政客的战略短视。2025年，美国对华商品累计关税达245%，却未能扭转贸易逆差，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储蓄率不足导致贸易逆差成为结构性顽疾，而关税成本最终转嫁给本国消费者。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美国家庭因关税增加的支出达1200亿美元，食品价格上涨25%，73%的民众对经济政策不满。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反而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的“去美国化”。国际清算银行指出，包含中美的供应链网络正变得更迂回复杂，但韧性并未增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产业空心化，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承诺投资52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但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较2018年减少4.2%。底特律燃油车工厂沦为“汽车坟场”，而特斯拉上海工厂国产化率却超95%，这种对比揭示了一个现实：美国试图通过关税壁垒重构产业链的努力已被中国“全产业链优势+数智化转型”的组合拳瓦解。用友U9cloud系统赋能近万家企业实现生产效率提升45%、成本降低30%，正是中国制造业突破关税壁垒的缩影。

　　美国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地认识到当前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认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共同捍卫开放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在国际贸易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在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中国奋发图强努力发展制造业促进了全球经贸发展

　　新中国作为后发工业国，通过“双循环”战略实现了从“世界工厂”到“创新枢纽”的转型。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1000万辆，占全球市场60%；在5G专利数、特高压输电技术、量子通信等领域均居世界首位。这种制造业的全方位突破直接挑战了西方在高附加值产业的垄断地位。例如，长江存储的闪存芯片打破三星垄断，C919大飞机斩获千架订单，甚至在呼吸机核心零件领域形成了供应链主导权。

　　这种崛起具有深刻的全球影响。中国对金砖国家出口占比从2018年的7.3%升至2024年的11.2%，“一带一路”沿线贸易额突破19.47万亿元，占外贸总额的44%。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与亚太国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其关税削减效应使成员国对华出口增长13.4%，而美国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这种“去美国化”的贸易网络重构标志着全球价值链从单极向多极的演变。

　　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数智化转型重塑制造业竞争力。江苏万恒铸业引入U9cloud系统后，研发周期从90天压缩至23天；某新能源企业通过智能排产将设备利用率从65%提升至89%，相当于“再造1.5个工厂”。这种效率革命不仅抵消了关税成本，更使中国制造在全球竞争中形成“代差优势”。特别是这次印巴冲突，中械装备碾压西方武器的表现让世人见识了中国的科技水平与制造实力。今天的中国制造正在用数智化构筑他国难以颠覆的护城河。

　　面对这场生产力驱动的持久战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这次中美日内瓦谈判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达成了协议，一方面说明中美之间贸易需求的内在强劲，另一方面也说明国际贸易发展常态是边摩擦边谈判，永远不会一蹴而就。贸易生产力代际更替的周期规律决定，中美博弈将是一场至少持续30年的持久战。从德国“隐形冠军”经验看，技术生态的成熟需要两代人积累：日本精密机床、德国工业软件的优势均建立在“二战”后的长期投入之上。中国虽在规模上超越日德，但在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等“卡脖子”领域仍需十年的攻坚。与此同时，美国试图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重建技术壁垒，但其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支撑长期研发投入。2025年美国联邦研发预算仅占GDP的0.7%，远低于中国的2.6%。

　　历史数据显示，全球经济霸权转移平均耗时35年（如英国至美国）。虽然我们的目标不是称霸世界，但是作为后发国家从GDP赶超到全面领先亦需类似周期。这一过程中，双方将在三大领域持续角力——

　　一是产业链控制权。美国推动“友岸外包”和“小院高墙”，而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构建区域生产网络，2024年境外经贸合作区达75个、覆盖52个细分行业。

　　二是技术标准制定权。中国在5G、特高压等领域主导国际标准制定，而美国试图通过“芯片联盟”封锁技术扩散。

　　三是货币结算权。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已覆盖130个国家，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

　　这场较量本质上是两种发展模式的竞争：美国的“金融资本主导”VS中国的“制造—创新双轮驱动”。2024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而美国同期制造业投资增速仅为1.2%。这种动能差异注定使美国的关税武器在长期对抗中失效。

　　面对这场生产力驱动的持久战，我们要继续保持战略定力，认识和把握规律，促进矛盾转化。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虽然表面上硝烟四起，但实际上两国经济深度交融，中美贸易额在跌宕起伏中增长。我国已经与美国打了8年贸易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完全有信心和底气继续积极应对。“持久战”也不是要消灭谁，而是砥砺前行、扬长避短、增强软硬实力完善新时代经贸秩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世界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应对之策在于“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扩大开放。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从2017年的93项缩减至2024年的29项，金融、医疗、教育等领域全面放开。

　　二是坚持创新驱动。建成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U9cloud等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近万家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RCEP全面实施，申请加入CPTPP和DEPA，构建“冰上丝绸之路”联通四大洋。

　　中国将继续全面深入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发挥全球贸易“稳定器”作用，维护发展中成员正当权益，通过共建“一带一路”输出新生产力范式，推动全球经济向多极化演进，为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作出更大贡献。在这场跨越代际的较量中，胜负手不在于短期关税博弈，而在于谁能持续引领生产力革命。当特斯拉上海工厂以76台/小时的速度下线整车，当中国储能系统通过U9cloud实现全球运维，这些微观图景已昭示历史的选择：真正的护城河永远是创新锐度与生态协同的结晶。这场持久战的终局注定属于那些用数智化重新定义制造业文明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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