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前，无数热血男儿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用一腔热血筑起新的长城。中远海运集团目前健在13位抗日老战士，他们是：郭铁英（101岁）、张友如（100岁）、张传茂（99岁）、李志然（98岁）、马开运（98岁）、张岐华（97岁）、时业学（97岁）、任曙先（97岁）、曹小禄（97岁）、阮瑜（96岁）、肖全喜（96岁）、刘杰（95岁）、乔中（93岁）。他们胸前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金色纪念章告诉我们，烽火淬炼的生命最滚烫的意义——为劳苦大众争自由，纵是粉身碎骨，此心不渝。本期特别刊登其中几位老人的英勇抗战故事。从抗日青年到战场英雄，他们用一生诠释了“人民战士”的真谛。让我们永远铭记13位抗日老战士的烽火人生与奉献之路，牢记他们的共同心声——永远忠于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
阮瑜，上海中远海运离休干部。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及抗美援朝，荣获“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1941年，抗日的烽火像烧红的烙铁烫穿了我的家乡安徽无为县的天空。14岁的我在逃难的人群中跌撞，母亲的呼喊、弟妹的哭声被炮火绞成碎片。我攥着衣角站在十字路口，记起不识字的奶奶曾说“为穷人撑腰的才是好队伍”，这句朴素的话推着我奔向了那面染着鲜血的党旗。找到新四军后，因个子太小，部队同志把我抱上卫生队的马背。从此，药箱成了我的武器、绷带成了我的战旗。
1943年春，日寇的扫荡带着血腥味扑来。我所在的新四军7师独立团2营5连驻守无为县，军部远在定远县藕塘村。那天我刚从团卫生队背回半篓子救命药，连长童天水就急促地吹响了铜哨子——新任务是护送药品、银圆、布匹穿越400里封锁线。在党旗下的动员会上，指导员葛明攥着我的手说：“小阮，记住，这些药是战士们的血，要是丢了，我们就成了罪人！”黑夜中，百余人的队伍贴着田埂潜行。为了防止担子中的银圆发出声响，我们就用破棉絮裹住钱箱。行至巢县高林桥时，突然，探照灯划破夜空！50多个日伪军从芦苇荡里窜出来，机枪子弹在耳边织成火网。“二排跟我顶住！”童连长的吼声刚落，我就看见他的绑腿被鲜血浸透。那一刻，我径直抓起伤员的步枪，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敌人丢下数具尸体撤退了，我们的5位年轻战友却永远留在了那片焦土上。我跪在坟前，把急救包的带子扯成布条系在树枝上，风一吹，像一面面小小的旗帜为他们送行。
这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简陋的灯光里，我学会了在炮弹呼啸中接生新生命，在断壁残垣间缝合战士的伤口。战争教会我最残酷的温柔——既要直面鲜血淋漓的死亡，又要守护生生不息的希望。
1945年8月初，我接到更凶险的命令：带医疗队走水路转移重伤员。走水路比陆路能节省3天时间，但必须闯过芜湖和南京的鬼子哨卡。卫生所所长周仪把怀表拍在桌上：“早一天到就多救一条命！”我们把30人的医疗队塞进5条乌篷船，船板下藏着手术刀和吗啡。我们听汽艇声钻芦苇荡，跟敌寇捉迷藏。有次日本兵近在咫尺，我死死捂住一名呻吟的伤员的嘴，他的指甲深深地掐进我胳膊——那道疤现在还在，像条红丝带。四天四夜的行程，我们嚼着生米喝着河水，终于把100多名伤员完好无损送到军部。当黎明的光照在他们苍白的脸上，我突然懂得：所谓英雄，不过是在绝境里不肯放弃的普通人。
如今，我看着电视播放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总能看见那些倒在焦土上的战友们站起来笑着向我挥手。我要告诉他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今天的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从14岁的逃难少年到98岁的白发老兵，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每一声都是对党的誓言。
（王思根据老人自述整理）
李志然，原中远总公司离休干部。1945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十五六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送信。”在抗日根据地的农村，像李老当年这样的少年儿童肩负起了站岗放哨送信的重要任务。他们是根据地的“眼睛”和“耳朵”，时刻警惕着敌人的动向。
最危险的任务莫过于送“鸡毛信”。李老回忆道：“每次送信都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那是生与死的考验。日本鬼子太坏了，见人就欺负。为了封锁抗日根据地，挖掘了深达数米的沟壑，隔一段距离就修一座碉堡，那些岗楼的墙厚得很，子弹打不穿。”他用手比划着，仿佛那些恐怖的防御工事就在眼前。
面对如此严密的封锁，抗日军民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与智慧。“八路军为了打鬼子，组织我们用草把秸秆填平日本人挖的沟壑。”“夜里，我们悄悄行动，一捆捆草把秸秆投入深沟，硬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开辟出了通道。”
更令人惊叹的是群众自制的炸药。“每个村都有抗日自卫队，我们自己研制炸药，用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抗日军民凭着勇气和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谈及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李老的声音低沉下来：“那时候老百姓看见日本人就跑，否则就被抓去当劳工、当炮灰。”他顿了顿，语气沉重，“日本鬼子不把人当人，特别凶残。但这种残暴反而更加坚定了大家抗战到底的决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村人敲锣打鼓庆祝，还有演出。”李老脸上绽放出笑容，“我们把日本鬼子修的碉堡、岗楼一个一个地铲除，胜利的喜悦洋溢在每个中国人的脸上。”
从儿童团员到离休老干部，李老的人生轨迹见证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至辉煌的历程。“我老伴也是新四军战士，前几年去世了。生在那个年代，我们都会那么做！”年近百岁的李老回顾往事时，非常自豪自己年轻时能为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尽一份力。
（郑红波根据老人自述整理）
张岐华，广州中远海运离休干部。1945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参加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人民海军，荣获“解放奖章”。
我10岁那年，看着日本侵略者在河北地区疯狂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到处是惨绝人寰的景象，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中苦熬。这让我对小鬼子充满了强烈仇恨。
后来共产党带领的八路军来了，他们狠狠地打击了日寇，给老百姓带来的希望，也让我对八路军充满了向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存都无法保证，倒不如扛起大枪到战场上杀鬼子。我参加革命的决心更加积极，在1945年5月满腔热血地参加了本县的八路军区中队，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到打击日寇的队伍中。
“党让干啥就干啥，干好！”这是我参加革命的信念与决心。抗战后期，日寇的大扫荡更加疯狂，老百姓时刻处于生与死的较量中。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是中国青年，应该为国效劳、为民除害，狠狠打击敌人。我扛起枪追着日寇跑，狠狠痛击这些丧尽天良的小鬼子。1945年8月我主动要求参加主力部队，编团后步行至东北，参与了大大小小无数战役。我的一侧耳膜也在轰鸣的炮火中破裂，导致听力下降。在当时那种环境中，我根本顾不上生死，只知道坚定信念听党话、跟党走，勇往直前干革命。
（刘赟根据老人自述整理）
张传茂，原中远总公司离休干部，一九四四年一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是被姥爷和姥姥带大的，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一直守护在我的身边。多年前，姥姥临终前嘱托我照顾好姥爷，我们爷孙俩就这样相依为伴一起生活了十几年。
这天探视，我一个字一个字大声地在姥爷的耳边重复地讲给他听，说明天会给他颁发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徽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沉默片刻后，姥爷开口说了一句话：“当初就只有我活到了今天。”
姥爷十几岁时和同乡9个青少年一起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战争期间，子弹曾多次从他的身上擦肩而过，他事后才在衣服上发现这些离死神只有分毫的破洞。淮海战役结束，跟姥爷一起出来的9个弟兄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姥爷最喜欢看跟抗战相关的电视节目。他有一次问我：“有首歌是这么唱的：‘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唱吗？”我知道这是《游击队歌》里的歌词，小时候经常听到，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含义。姥爷说，那个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粮食，实在没有吃的，就去跟日本鬼子打游击战，然后获取了他们的粮食，才够队伍吃一阵。很多时候他们没有手榴弹，连子弹都不够，只能在枪里装一发子弹，为了不露馅，于是在包里装些高粱结子，一边打一边捡敌人的武器，然后再接着打。他说，这两句歌词就是这么来的。
第二天，我捧着纪念章给姥爷看。他仔细地看着，在手上抚摸了良久，用足了力气说：“我们国家已经变强大了，没有人可以再欺负我们了！”这么多年，这不是他第一次这样说过，却是第一次用那样沙哑的声音触及到我的心灵。这一刻我才突然明白，这80年的背后有多么厚重。
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如今我们只能从历史资料和影像里学习和尝试去感受。每当看到这些，我总会不由得庆幸自己可以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的国家。但直到今天，我想自己需要重新珍视这份“幸运”，它的背后是多少像我姥爷一样的人用鲜血和生命为后代铸就起这份“无人敢欺的自信”，而这份自信又需要多少后人付诸一生去闯、去拼、去造就，一代又一代地坚守下去。
（老人亲属张伊萱撰写）
肖全喜，广州中远海运离休干部。1945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后参加华东野战军。曾荣获“胡志明勋章”、越南民主共和国交通奖状。
我家里穷，从小就跟着父母在外打工，看到很多地方的百姓生活非常艰难，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一片生灵涂炭。1945年春，我回到家乡，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争中去。先在本村加入了民兵模范班（配有单打一的短枪），任务是执行联防，参加区、县的武工队活动，执行除奸、袭击日伪据点、清缴“五旅”（日特组织）、传递密信等工作。那时候我连死都不怕，只要能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就是最大的心愿，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革命工作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为了清缴敌特汉奸，我们经常开展游击活动，装扮成各种角色传送情报，与敌特分子斗智斗勇。
1946年，我光荣入了党，1947年参了军，跟随部队转战南北。我的前额上至今还有一道10厘米左右的伤疤。不记得是哪次战役了，激烈的枪林弹雨中，我忽然感到脑门一热，跟着满脸是血，子弹就擦着前额飞过去。我咬牙坚持，毅然决然地向前冲，想着反正也是死，不如和敌人拼了，为了革命的胜利豁出去了。
（刘赟根据老人自述整理）
任曙先，中远海运物流离休干部。一九四三年初参加晋绥边区妇救会，在文水县（革命女英雄刘胡兰的家乡）从事妇女儿童工作。
我和弟弟先参加儿童团，在村口拿着红缨枪站岗放哨，看到可疑的人就交到村公所处理。我们白天劳动，参加儿童团活动；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学习文化，纺纱织布。
开展工作急需大批人才，组织上就送我们去晋绥边区的学校学习。学校在山区，我们徒步爬了好几座山，足足走了13天，终于到达目的地——岚县城区实验学校。几个月的学习使我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念和决心。
之后，我告别了家人，参加了晋绥边区妇救会工作，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我带领老百姓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送军粮，护理伤员，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有力地支持了前方抗日。
（老人亲属雷洪生整理）
马开运，上海中远海运离休干部。抗战时期加入新四军，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获“解放勋章”。
10岁那年，日军的铁蹄踏碎家乡，我躲在草垛后目睹同胞被残杀。“天是红的，河水是稠的，风里飘着血腥味。”这段记忆成为我参加革命的原始火种。
1944年底，抗战形势逐步好转，日军节节败退，被迫放弃小城镇据点向大城市收缩。我那年17岁，任家乡农会主任，带着五六个民兵兄弟扛起步枪：“哪怕死了，也要让鬼子知道中国人不好惹！”腰间的粗瓷碗盛着乡亲们的小米粥，更盛着“为人民战斗”的初心。
某天，我们接到情报：一股撤退日军正逼近距云彩乡七八里地的百绿镇。我率队星夜驰援，这是我首次直面战场。“刚跃出断墙，子弹就击中了怀揣的瓷碗，碎裂声脆得像鞭炮。”我没时间包扎伤口，紧张不安的情绪瞬间化作怒火。此役，我们协同部队歼敌19人、俘敌20余人，粉碎了日军撤退企图。我带领的民兵小队被破格编入滨海县总队2连，我也升任副排长。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仍负隅顽抗。我奉命率部在潮河阻击企图逃往徐州的日军。战斗持续一天一夜，17名战友长眠河畔，换来150余名日军覆灭、200余名日伪军被俘的战果。战斗中，又一颗子弹击穿了我身上的米袋，再次神奇般被白花花的米粒挡住——瓷碗与米袋成了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见证。
新中国成立后，我投身国防与经济建设。2011年，我84岁，参加全市离休干部实弹射击比赛，以50米手枪98环的成绩斩获第一名。有人说，靶纸上的弹孔如同我的人生注脚：坚定、精准、弹无虚发。
（王思根据老人自述整理）
乔中，上海远洋离休干部。1944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山东军区新四军分部情报处教导大队报务员。
乔中的外公投身八路军，母亲是一位坚定的地下党员，潜伏于敌后，冒着生命危险一次次为组织传递关键情报，不幸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俘，受尽酷刑，壮烈牺牲。母亲的英勇牺牲让全家人更加坚定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1938年，日军铁蹄踏破泰安城，家园化为焦土。6岁的乔中随家人逃难至乡野，在颠沛流离中目睹了侵略者的暴行与同胞的苦难，硝烟中的哭喊成为他童年最强烈的记忆。在红色家风的熏陶与国仇家难的淬炼下，年幼的乔中早早立下报国之志，一步步踏上革命征程，将个人命运融入时代的洪流。
1944年6月，乔中进入山东公学初中班学习，同年12月转入鲁中行署直属抗属子弟学校，在这个充满理想与斗志的红色摇篮中顺利完成学业。其间，乔中亲历了日军的一次扫荡。学生们各自分散隐蔽，他与一名同学藏身于后山一个狭小的山洞之中。日军步步逼近搜查，两人紧紧握住一枚手榴弹，彼此坚定地约定：宁可同归于尽，也绝不做敌人的俘虏！那一刻的抉择，已足以铭刻下一名12岁少年不屈的灵魂。
（沈琳根据老人自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