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角

　　2026年2月20日，一个值得载入国际贸易史的日子。当中国百姓尚沉浸在正月初五爆竹声声迎财神的年味中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一纸裁决为持续近两年的特朗普全球关税战画上了法理上的句号：大法官们以6比3的多数认定，特朗普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实施的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属于越权行为。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决书中写道：“总统在和平时期不享有征收关税的固有权力。”“被质疑的关税完全依赖于IEEPA来支撑其合法性，而国会授予征税权力时‘会明确且附带’明确的授权。”本案中“两者皆无”。

　　这一终审判决意味着特朗普援引紧急状态法律发起的单边关税战在法理上被彻底否定。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预算模型经济学家的估计，基于IEEPA征收的关税金额已超过1750亿美元，随着最高法院裁定其违法，这笔款项可能需要退还。这不仅是对特朗普个人政治议程的沉重打击，更是对美国行政权力边界的一次重要厘清，也为全球贸易环境带来了一缕理性的曙光。

　　◆自由贸易的历史逻辑

　　理解此次裁决的深远意义需要将其置于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发展的宏大历史坐标系中审视。自由贸易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演进本身就是一部人类对经济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

　　16世纪航海大发现后，重商主义成为主导欧洲的贸易信条。彼时的人们“将货币视为财富的全部”，在对外贸易中强调“多卖少买”。英国晚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托马斯·孟曾言：“对外贸易是增进我们的财富、充实我们的宝库的正常手段。”这种零和思维的贸易观催生了大量进口禁令和关税保护政策，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早期雏形。

　　真正改变人类认知的是古典经济学的兴起。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颠覆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指出真实财富的多寡取决于货币的真实购买力，而非货币本身。他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两国应相互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进口处于劣势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双赢。此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构想，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证明即便一国在所有产品生产上均处于劣势，仍可通过专业化生产相对优势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并获益。

　　19世纪初期，英国社会围绕《谷物法》的激烈辩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重要试金石。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粮食安全为由主张保护国内谷物生产，而李嘉图则力主大量进口粮食，集中发展英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纺织品产业。这场辩论最终以自由贸易观点的胜利告终。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英国工业占比从1801年的23.4%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的36.5%，一度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贸易中心。历史用事实证明了自由贸易优化产业结构、增进国民福祉的强大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英美签署《大西洋宪章》，明确提出发展自由贸易。1948年关贸总协定正式生效，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自由开放的贸易成为全球主流共识。1995年至2023年，世贸组织成员间贸易成本明显下降，贸易额平均增长140%，扣除通胀因素后全球人均收入增长约65%。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经济增长期，自由贸易与全球化功不可没。

　　◆关税战的失败与全球化向心力的胜利

　　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本质上是逆全球化思潮在经济领域的集中爆发。2025年4月，特朗普宣布一系列加征关税措施，包括针对全球的10%基准关税以及以打击芬太尼走私、非法移民为由对中国、墨西哥、加拿大等国商品加征的额外关税，试图通过提高关税壁垒，迫使企业将产业链迁回美国，实现所谓的“美国制造”。

　　然而，这种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了全球贸易秩序，也遭遇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弹。国际方面，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纷纷采取反制措施，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警告美国勿挑起关税战，欧洲八国发表联合声明称威胁加征关税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在美国国内，好市多、露华浓等知名公司在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农民群体因农产品出口受阻损失惨重，企业界因进口成本上升面临困境。

　　从理论层面审视，关税战的失败具有必然性。全球化并非仅仅是强国决策的产物，而是一股具有自身运行逻辑的能动力量。经济全球化包含着向心力与离心力两股力量：向心力通过贸易、金融、供应链和技术将经济体紧密联系；离心力源自人为夸大的政治分歧、保护主义政策以及“脱钩”行为。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正是试图以政治意志对抗经济规律，以行政手段割裂深度一体的全球产业链。

　　事实证明，全球化的向心力远强于政治人物的离心力。中国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与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早已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枢纽。凭借贸易顺差优势，中国长期是美国国债和企业债券的主要购买方。中国不仅是世界最大制造业中心以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在5G、人工智能、电动汽车与半导体等尖端产业成为领军者。美联储研究报告显示：当美国减少直接对华采购时，其进口商品的来源国反而进口了更多中国产品。这表明，由所谓“国家安全”考量和政治盘算驱动的全球化离心力与全球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向心力产生了激烈碰撞，美国或许想要抽身离去，但经济全球化总会将其拉回原点。

　　促使特朗普政府最终走向谈判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国通货膨胀压力持续上升，高关税通过进口价格上升和供货紧张渠道对美国通胀产生持续影响；制造业回流短期内不可能实现，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日益消散；当关税过高乃至达到禁止性水平时，高关税政策得不偿失，这三方面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政策的回调。

　　◆中美经贸的本质是相互依存与互利共赢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从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以2024年数据为例，美国对华商品贸易存在约3600亿美元的逆差，但中国对美国服务贸易存在约3000亿美元的逆差。综合计算，中美经贸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中大致相当。若再计入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收益——这部分虽体现在中国出口中但实际收益归美国企业所有，约1000亿美元——则双方收益基本平衡。

　　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这一事实：中国是美第二大进口来源国，质优价廉的中国商品丰富了美国的货架，拉低了美国的通胀；中国也是美第三大出口市场，美对华出口的大豆、棉花、集成电路分别占美对外出口的约50%、30%、17%，直接支撑了美超过86万个就业岗位；中国还是美服务贸易顺差最大来源国，2024年超过270亿美元。此外，在华美企年销售额比在美中企多出4000多亿美元。一部苹果手机在美售价约1000美元，留在中国的附加值不到2%。

　　正如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所指出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不再仅仅体现为军事对抗或政治压制，更多地表现为经济链条的深度嵌套与利益网络的广泛交织。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在供应链方面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即便在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双方的贸易额也未出现断崖式下滑，在某些领域甚至持续增长。这充分说明，市场规律与产业逻辑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任何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割裂产业链的行为，最终都将付出高昂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中美经贸合作的根基深扎于两国民众的交往之中。从广东的电子厂到加州的科技公司，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到中西部的农场，无数普通人和中小企业从中美经贸往来中获益。据统计，7.3万家美企在华投资兴业，其中82%实现盈利。2025年7月链博会美国参展商增长15%，居境外参展商之首。这种基于市场逻辑和互利共赢的交往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正如一位在华经营多年的美国企业家所言：“我们不在乎政客说什么，我们在乎的是客户在哪里，合作伙伴在哪里。”

　　◆交朋友做买卖是中美之间不变的风云

　　面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起伏波动，中国的立场始终清晰而坚定：无论美国发生什么样的裁决、什么样的政治变化，中国都愿意继续与美国做朋友、做买卖。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规律的深刻认知，基于对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负责任态度。

　　中国对关税战的态度可以概括为十个字：“谈，大门敞开；打，随时奉陪。”商务部发言人明确指出，美方对华轮番加征畸高关税已经沦为数字游戏，在经济上已无实际意义，只会更加暴露出美方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搞霸凌胁迫的伎俩，如果美方执意继续实质性侵害中方权益，中方将坚决反制，奉陪到底；但与此同时，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愿意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中国认为，贸易战没有赢家，只有通过平等、互利的对话才能实现双方的共同发展。

　　这种“以战促和”的策略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智慧与成熟。过去几年，面对美国无理打压，中国依法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有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也促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2025年5月，中美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经贸高层会谈，并于12日发布《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达成多项积极共识。根据声明，美国将修改对华加征的从价关税，中方也相应调整反制措施，双方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这次谈判真正体现出了平等互利，是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贸易成果的落地，也是不惧贸易讹诈、坚持经济全球化的体现。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扩大内需与深化开放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前，中国正在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的各项部署，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中国的信心源自发展态势：2025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4%，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继续名列前茅；信心源自创新动能：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太阳能电池产量分别增长41%、32%、18%，冰雪经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竞相涌现；信心源自发展战略：面对逆全球化回潮，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相互依存中寻求合作共赢

　　美最高法院的裁决虽然为全球贸易环境带来缓和的曙光，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消除。裁决仅限制总统通过IEEPA实施关税，并未完全剥夺其征收关税的权力，特朗普此前已依据其他贸易法律对铜、钢铁、铝等产品加征关税。这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并未完全消散。

　　我们必须看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由经济规律和市场需求所决定，政治因素带来的扰动终究是暂时的。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美国企业在华投资回报丰厚。政治人物可以在短期内制造波折，但市场规律和商业理性终将引导两国经贸关系回归正常轨道。

　　从建设性角度出发，中美双方应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农业等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非法移民、芬太尼、电信诈骗、金融犯罪、癌症防治、传染性疾病和人工智能等完全可以成为双方合作亮点和增长点。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双赢、多赢。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